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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的成本！微薄的利润！高额的税收！如今的企业大多被这三个问题困扰，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只能加大产品，服务的投入，导致成本高，实际利润低，但是高额的税收缺并未减少，甚至有些时候还出现了卖得越多亏得越多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税收问题是很多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甚至严重阻碍了企业发展！无数企业都在想办法解决税收问题，减轻企业压力，让企业发展的更好！所以，今天就跟随小编来看看一些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吧，可能会对大家有些帮助！

一. 企业大头就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了解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问题，企业可以在地方经济园区新注册有限公司，享受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增值税：地方留存50%，企业可以获得地方留存部分的70%~90%；

企业所得税：地方留存40%，企业同样获得地方留存部分的70%~90%。

企业当月正常完成申报纳税，次月即可获得园区奖励！

二．很多企业也有很多业务实际只出了费用，但是却没办法获取发票，也就是常说的无票支出，这就导致了企业利润虚高，然后税收高，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在园区新注册个人独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享受核定征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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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开票享受核定征收，个税为0.5%~1%，综合税率在0.5%左右，且无需再缴纳企业所得税！

以上就是园区最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极大程度的缓解企业的税收压力，让企业可以有更多资金自由把控，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以上方案仅供参考，如有疑问或需要更加详细的税收优惠政策，欢迎您的留言与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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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是英国古典经济学产生时期的代表人物。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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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休谟经济论文选》因此列入“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经典著作译丛”而得以再版。

大卫·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陈玮 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休谟在经济学多个领域包括货币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税收理论等都有重要贡献。《休谟经济论文选》中的“论赋税”，汉译本只有短短的5页篇幅，但集中体现了他的税收思想。休谟的税收思想，既有经济视角，也有历史和政治的视角。

休谟比较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土耳其皇帝和欧洲君主们征税的权力限制问题。在土耳其，圣上（the Grand Signior）是每个人生命财产的绝对主宰，但无权课征新税。如果哪个君主要这么做，那么他或被迫收回成命，或一意孤行，招致致命后果。限制君主课税，这看上去很不错，人民可以因此避免新税负。

可是，休谟不这么看。他指出，虽然君主不能直接征收新税，但是他在增加自身收入上没有一定之规，就必然允许官员压迫欺凌黎民百姓，尔后他再从官员身上榨取朝贡。这样，所谓的新税开征的约束只是在表面上限制了土耳其君主，而没有约束住官员。黎民百姓的负担实际上并没有减轻。

休谟指出，如果土耳其皇帝可以与欧洲各国的君主们一样征收新税，那么他的利益就和人民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就会一眼看穿横征暴敛、肆意搜刮的恶果，就会认识到普遍征税所征收到的一英镑比胡乱摊派所搞到的一先令危害要轻。换种说法更好理解，明明白白收100元钱的税所造成的危害，比胡乱摊派1元钱要轻。中国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与此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休谟主张国家可以明明白白征税。

休谟讨论赋税问题，针对的是当时在一些论者中流行的观点：每增加一种税，会使国民产生一种新的能力来承担，随着社会负担的每一次增加，人民的吃苦耐劳精神会相应增加。对于消费课税，休谟指出这有三种结果：一是穷人节衣缩食；二是提高工资，转嫁税负给富人；三是穷人更加积极工作，以保持原先的生活水平。休谟强调，如果赋税适中，负担均衡，不影响生活必需品，那么课税就常常可以刺激人们的生产劲头，使他们可以比具备有利条件的人更富裕更勤劳。

不利的自然条件可以促进劳动积极性，为什么人为的负担就不可以有同样的作用吗？休谟列举自然条件好的国家如何“躺平”，而自然条件不好的国家如何勤劳的情形。人民勤劳最终带来的是国家繁荣。懒散、好逸恶劳、优哉游哉，国家如何发展就可想而知。他所列举的当时是欧洲的例子。

增税自然会构成人为的负担。人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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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如何反应呢？增税会增加劳动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明白，课税有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课税的最终结果怎么样，取决于二者的对比关系。休谟用的是平实的语言，分析课税可能产生的影响。

他分别讨论消费品课税、财产税、人头税、农产品课税等问题。对消费品课税，他认为对奢侈品课征最适宜，因为不易被人觉察，这样纳税某种意义上说是自愿的，虽然这种税也有收税过高的弊病。

对于财产税，休谟认为此税虽不多，但有其他弊病，多数国家只是为了弥补税收的不足，才不得不这么做。显然，他总体上反对财产课税。

休谟强烈反对人头税，认为它是一种横征暴敛，即使不苛刻，也是有危险的。君主很容易一点点加增人头税。对商品课税本身有限度，不容易导致这样的结果。他认为，罗马帝国灭亡原因之一是君士坦丁的财政变革，以普遍的人头税来几乎完全取代其他多种税。

对于农产品课税，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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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农产品最终承受了所有税负的观点。在农业社会，对土地（农地）征税就可以了，因此可以实行单一土地税。休谟对这一观点的反驳很有意思。休谟不是直接说这种观点不成立。他步步为营，先说对工匠消费的商品课税，工匠或者节衣缩食，或者增加劳动，再说开源节流的做法比提高工匠工资更可行。工匠要提高工资，雇用他的制造商不会多给钱，因为做布匹出口生意的商人，受国际市场限制，提高不了布匹价格。这样提高工资的想法，就很难实现。这是经济（市场）的视角。

休谟特别指出，人人都想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别人，可是人人都这么想，各自提防，就不能设想有一群人可以在这种竞争中完全获胜。按此逻辑，地主不可能倒霉地承受所有税负。最终结果很可能是相关各方都要承担一部分税负。这种税负转嫁的思想现在都没有过时。纳税人和负税人往往不能完全重叠，一方面反映了税负转嫁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说明税负转嫁中的各种抗争。这背后是市场的力量。市场支持哪一方，那一方就可能赢得优势，但要让其中的一方，完全成为输方，也很难做到。再回到前文所谈论的土耳其，土耳其君主是不是直接征税就可以一劳永逸？显然也不是。休谟认为，捐税如果变成横征暴敛，最为有害，惩罚劳动积极性，征课不均，比实际税负还令人难以忍受。可见，即使是课税，也得遵循规则。在休谟那个时代，劳动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强调。现代税制建设仍然需要高度关注劳动积极性问题，勤劳的社会才可能成为繁荣的社会。（本篇为澎湃商学院独家专栏“世界的税”系列之三，作者杨志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财贸经济》《财经智库》副主编，著有《新中国财政政策70年》《大国轻税》等。）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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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有形之手”与市场自由放任相融合的理念一直伴随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繁荣。政府的干预依靠的手段呈现多元化，在诸多手段中，税收作为影响一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成为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手段。税收政策的制定与税制结构安排的合理性与我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二者的结合更加有利于促使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

税收政策通过设定税种、税率、税目以及征管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效率性，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增进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实现社会资源配置高效率。包含税类、税种、税制要素和征收管理等的税制结构，通过影响政府和个人、地区和行业之间的税负分配关系来调节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强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引导企业和社会的绿色生产和绿色发展思想，增进社会福利，有效的调节收入分配。

在税收政策与税制结构的相互作用下，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以“五分法”分类的税制结构可以更有效的体现不同税种的作用机理，由此来更深入的分析税制结构的调整对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作用。

由于我国的税制结构目标为货物劳务税类和所得税类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因此，从货物劳务税类和所得税类两个角度来深入研究税制结构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作用机理。

一、货物劳务税类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货物劳务税类是以纳税人在商品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流转额为征税对象，是商品生产与交换的产物，同时由于其征税范围广，税基大的特点，货物劳务税类成为了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决定着我国的财政支出数量，影响着我国经济与社会服务的数量与质量，成为促进或抑制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主要因素。

在现代财政理论的指导下，经济高质量增长不但要注重效率而且要关注市场与社会的公平性，构建高效、公平、持续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新格局。货物劳务税类的征收通过影响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来实现经济向高质量增长转变，注重质量胜于关注数量。

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效率作为衡量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货物劳务税类通过调节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来有效的实现资源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这种影响作用是从微观到宏观，通过改变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效用函数来实现对消费者的消费组合和生产者的生产组合的转变。

从需求的角度分析，货物劳务税类因其具有可转嫁的特点，其最终反映在消费品的价格上，价格作为市场中的重要信号，成为消费者进行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影响消费结构和消费需求，对于整个社会消费的影响是巨大的。政府对商品征收货物劳务税类，会使商品价格上升，这导致消费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消费者因此减少对于商品的购买量。

根据税收对于消费者选择的收入效应中，在效用最大化的理论基础下，消费者的预算线会向原点平移，使新的预算线与效用曲线相切，形成新的消费品组合，消费数量的改变，必然会改变厂商的供给数量，从而影响厂商的决策，进而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促使稀缺资源更加合理有效的分配，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效率性提高。

从替代效应方面来看，一种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势必会导致其他商品相对价格的下降，这就使该商品的购买量减少，其他商品的购买量增加，这意味着商品在消费环节得到了配置作用。在税收政策的引导和税制结构的作用下，国家可以按照一定的自我意愿来调节消费者对于某种商品的消费数量。

货物劳务税类中的消费税，通过对不同的消费品征收不同税率，来改善消费结构，起到引导消费的作用，从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货物劳务税类的征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效率。

对商品征收货物劳务税类，通过税收的效应，提高了商品的价格，从而降低了消费者的消费量和购买量，从而增加了储蓄，因为储蓄是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它影响着资本形成和投资形成，因此私人储蓄的提高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善投资的环境。

但在我国，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需求弹性较小使得替代效应变小，收入效应成为主导，进一步导致了我国形成了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局面，消费与投资的失衡不利于我国经济向高质量转变。从供给方面来看，在税收对于生产者选择的效应基础下，征收货物劳务税类的效果要大于征收所得税类，从而起到提高社会资源配置的作用。

在收入效应下，政府征税无疑是减少了企业可支配生产要素，降低企业生产能力，使企业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原点移动，形成新的生产组合与消费者消费组合相匹配。根据其替代效应，也可看出生产者的生产最优组合在变化，使之与消费者无差异曲线相符合。

以上对于生产者来说意味着产量和成交量的改变，进一步促使了生产者对于最优生产要素组合和产品产量组合的重新规划，增强了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实现了产品在生产环节的一次“重生”，在效率提高的同时降低了成本，实现了效率的提升。

但对于产品的交换和分配环节来说，货物劳务税类的增加也会增加交易市场的成本，随着流通环节的变多，税收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就越多，从而对于整个消费所产生的影响就越大，这对于经济高质量增长是不利的，这就需要在税收制度设定方面简化，例如对增值税简并多档税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它强调从供给角度出发，提高商品的供给质量，改善原有要素配置，扩大有效供给，完善供给结构，使商品供给与需求相匹配，以此来推动与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在供给侧的改革中，产业结构的升级成为了改革的主要部分，同样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中的重要一环。

货物劳务税类的征收在产品的生产端起着调节供给与需求的关键作用，它既改变了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消费组合，又改变了企业对于商品的生产组合，这种组合的改变，实现了消费者的最大效用和生产者的最小成本，提高了社会的资源配置能力。生产者为了跟上

消费者对于产品种类和数量的改变，也会相应地改变其生产结构，这就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奠定了基础。

对于生产者来说，征收的货物劳务税类虽然可以转嫁，但商品在未销售前税负是由生产者承担，即此时货物劳务税类对于厂商来说是一种成本，在成本最小化的原则下，生产者会通过技术进步，改变原有生产要素组合等方法来降低生产成本，促进企业生产结构转变，技术进步以及产品质量的提高，进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以此促进了我国经济高质量的增长。

但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生产模式仍然需要从粗放型的生产模式继续向集约型的生产模式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绿色生产将是主要目标之一。“绿色”二字引领了新的发展浪潮，绿色GDP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国家政策的改变会引起税收政策的转变以及税制结构的调整，同时，税收的调整也会作用于我国的经济与社会。

货物劳务税类的税率多为差异化比例税率，在抵扣方面设定项目标准与范围，这使得企业为实现成本最低，优化要素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主动推进绿色生产，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绿色发展作出贡献。

不仅仅是货物劳务税类，二〇一八年开始实施的环境保护税也更加贴合国家绿色发展政策。其征收对于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企业废气、废水以及固体废物的排放，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巨大的贡献，也起到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种促进作用。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商品的丰富和产量的增加，使得货物劳务税类的税基和税源得以扩大，货物劳务税类的税收收入总额也在不断上升，这提升了政府对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从教育到医疗再到生活环境的提高与改善，都是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

不可否认的是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不仅仅是扩大了货物劳务税类的税基和税源，随着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提升，所得税类的税源与税基也在扩大，这也使得所得税类的税收收入不断上升，税收总收入呈现上升趋势，这对于福利改善更加有利。货物劳务税类作为税制结构中的主要税类，担负着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使命。

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效率、产业结构升级、绿色生产和福利改善程度等方面都有着突出贡献，同时，影响着消费升级、投资效率提升等方面，货物劳务税类是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因素。

今年全国两会上，有不少代表委员提出了关于个税改革的建议和意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提高个税起征点。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建议，将个税起征点从每月5000元提高到10000元，以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优化超额累进性适用范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建议，根据收入水平和社会公平原则，调整或优化超额累进性适用范围，即对于年收入超过600000元的部分，按照45％的税率征收个税30。

完善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建议，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和标准，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方面的支出。

扩大综合所得征收范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建议，将综合所得征收范围从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五类扩大到其他类别的所得。

建立家庭为单位的个税申报制度。全国政协委员王亚军建议，用家庭取代个人作为个税申报主体，并允许夫妻之间进行合并或分开申报。

这些建议都是从提高个税公平性和正义性、发挥个税调节功能和激励功能、提高个税征管效率和便利性等方面出发的，如果能够落实到位，将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个人所得税（以下简称个税）是一种直接税，是国家对居民个人收入的征收。个税不仅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个税改革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近年来，我国在个税方面进行了多次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2011年，提高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调整了7档超额累进税率。- 2018年，再次提高起征点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增加了专项附加扣除项目。

2019年，实施综合计算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并允许纳税人选择适用综合计算或分类计算。

这些改革措施有效地减轻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压力，增加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据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

在个税调整之前，起征点为3500元的时候，我国的个税纳税人数为1.53亿。

从2019年调整个税起征点为5000元，个人纳税人数直接下降到6512万。 而到了2020年人数变成了2800万。

这意味着，在我国14亿人口中，只有不到2%的人需要缴纳个税。同时，在2022年全国个人所得税为14923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仅为6.6%。

但是，个税改革并没有停止。在“十四五”规划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完善以综合计算为主、分类计算为辅相结合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计算方法”，“完善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优化超额累进性适用范围”。综合所得将扩大范围。目前只有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可以选择适用综合计算或分类计算。未来可能将其他类别的所得也纳入 合计算范围内。

这些表述透露出新一轮个税改革正在酝酿中，并将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完善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目前已经实施了六项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和大病医疗支出。未来可能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居民生活需求变化，增加或调整相关项目。

优化超额累进性适用范围。目前最高档次45％的超额累进性适用于月均工资薪金超过8万元以上部分或者劳务报酬超过6万元以上部分。未来可能根据收入水平和社会公平原则，调整或优化相关税率和级距。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新一轮的个税改革呢？这是因为当前的个税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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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提高个税的公平性和正义性。目前的个税制度还没有充分体现纳税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生活负担，导致同等收入水平的纳税人承担不同程度的税负，也导致不同收入水平的纳税人享受不同程度的减税优惠。例如，有些高收入者可以通过转移资产或者利用分类计算等方式规避或减少缴纳个税，而有些中低收入者则无法享受到专项附加扣除等政策带来的实惠。

发挥个税的调节功能和激励功能。目前的个税制度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在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其在促进创新创业和消费投资方面的作用。例如，我国目前仍然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而个税对于缩小这些差距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同时，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阶段，需要更多地激发居民创新创业和消费投资活力，而个税对于提供这些活力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够充分。提高个税的征管效率和便利性。目前的个税制度还没有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简化申报扣缴流程和风险管理措施，提高征管水平和服务质量。例如，在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实施过程中，纳税人需要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并且每年都需要重新申报；同时，在综合计算政策实施过程中，纳税人需要自行汇总各类所得并按时申报，并且可能面临多地征管、多次清算等问题。

综上所述，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下，进行新一轮个税改革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通过完善以综合计算为主、分类计算为辅相结合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计算方法，完善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优化超额累进性适用范围，可以更好地体现个税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发挥个税的调节功能和激励功能，提高个税的征管效率和便利性。这样不仅有利于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要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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